行政许可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行,改变政府过去无所不包的管理方式,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对完善政府监督体制,降低行政成本起着重要作用,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论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有完全的管辖权,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般无须尊重行政机关在事实判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政判断余地等理论的发展,行政法院对行政主体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另外,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这一权力边界格局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研究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规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惑。因而关于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范畴、考量标准等都没能形成比较合理和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有置换法律法规位置、混淆法律法规门类、误读法律法规条文、颠倒法律法规规制事项和曲解法律法规原则等错误适用。应将“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当事人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政职权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为方式对应”等标准确定下来成为行政法规范，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法时予以注意，并能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法定标准。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论自认效力否认之依据-基于“诚＂与“信”的法理展开

自认制度既是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外在表现。自认对于争议之两造以及法院均产生约束力。自认免除了对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证明责任；法院应将自认之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而自认一方当事人应言而有信，不得撤回自认。否认自认效力的依据在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严重背离了诚信原则的真实要求。自认效力的否认包括家事诉讼中对超越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范围事实的承认、虚假诉讼中对以侵犯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虚假事实的承认以及对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承认三种情形。自认效力的承认与否认型构了自认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共同承担向社会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风尚的功能。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民事诉权管窥

文章通过对诉权的性质及其内涵的探析,论证了诉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诉权入宪等建议。     

论工会组织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支点与制度构建

现代诉讼理论早已抛弃严格的实体当事人概念，认为诉权和实体权利可以分离，这为工会组织基于职工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奠定了理论基础。工会组织对自体权益受损以及职工的集体利益受损的案件具有诉讼利益，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对于职工个体利益受损的诉讼，工会组织则不具有诉讼利益，而应该以诉讼协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我国，由于工会自治性欠缺等原因，工会组织很少参与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